“三朝书”的艺术特征与民俗成因

摘要:女书是由湖南省江永县及其附近地区的女性创造且只在当地女性中流传的一种性别文字。作为江永女书的重要载体和经典文本,“三朝书”是结婚后第三天女性亲友送给新娘的珍贵礼品。“三朝书”虽仿传统线装书,但也创造出了自身特色,呈现出鲜明的民俗特征,给人独特的视觉体验。通过对江永等地的田野考察以及女书传承人的口述采访,从“三朝书”的流传背景入手,将其艺术特征归纳为装订方式、书芯设计和材料运用三个方面,并从婚嫁礼俗的核心媒介、吉祥愿望的集中表达和“知识”女性的身份资证三个方面去探寻其民俗成因。“三朝书”是传统线装书在乡土社会中的创造性延续,体现了民间女性的创新意识。
关键词:江永女书;三朝书;民俗;装订方式;婚嫁礼俗


通常情况下,文字的创造及使用只有种族的差异而没有性别的差异。然而,在湖南江永及其周边地区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女性专用文字,即江永女书。1931年7月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一书(上册)永明(江永旧称)县部分的“花山”条中,就明确记述了女书在当地的使用情况。在旧制度下,江永女性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与丈夫以外的男性正常交往的权利。由于当时江永女性之间交流的需要,她们创造了这种男性不认识的性别文字,并以这种文字作为自己的交际工具。在一定时期内,女书这种书写符号满足了当地妇女交流思想、诉说衷肠的生活需要。这些底层的民间女性也因为女书而聚集在一起,并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女性社会。

女书作品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来交流和传播的,主要有纸质、布帕和织带等。其中,内页以纸质制作的线装手工书本“三朝书”是女书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女书传承中有着“人死书焚”的习俗,以及近代特殊时期的批判与焚毁,加上当地多雨潮湿不适宜长期保存,使得留存至今的“三朝书”原本极为稀少。作为女书的经典文本,“三朝书”是理解当地女性心理和精神的重要媒介,因而对于江永女书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书籍是一定形式的产品,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线装书则是中国传统书籍发展到册页制度后形成的最终装订形式。从视觉形态上来看,“三朝书”仿制了传统线装书,具有相对应的艺术特征。然而,与传统线装书不同的是,“三朝书”视觉形式上还呈现出强烈的民俗性,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基于此,笔者通过对江永及其周边区域的田野考察并走访女书传承人,从“三朝书”的流传背景入手,归纳其主要艺术特征,进而挖掘出其民俗成因以及隐含的造物智慧。

一、“三朝书”的流传背景

民间习俗在一定的生态文化背景下产生,是特定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逐步形成并稳定流传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说,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引导,还是民众内心的认同,如果没有深厚的民间习俗和传统思想作为前提和基础,一种艺术形式要在一定区域内进行有效的流传与传播是比较困难的。而江永及其附近一带民间有着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女书习俗,这也就为女书在当地的广泛流传提供了现实可能。女书习俗就是江永及其周边地区沉淀并沿袭下来的有关女书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主要包括婚嫁礼俗、“楼上女”、结交老同、女性节日和女神祭祀等,是当地妇女必须遵守的信条和公约。在以上习俗中,女性所使用的文字必须是传统女书。因此,这些民间风俗为女性提供了学习女书的条件,也为女书流传创造了良好氛围。实际上,女书习俗已成为当地女性进行女书研习和传承的大本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些习俗也就成为女书仅在江永及其附近而没有在其它地区流传的主要原因。

作为女书习俗中的一部分,当时在江永及其周边地区沿袭的婚嫁礼俗繁多,“三朝回门”就是其中的一种。“三朝”为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三朝回门”则是这一天举行的礼仪活动,主要包括“贺三朝”“三朝观礼”以及“接三朝”等环节。作为女书的代表性文本,“三朝书”就是当天送给新娘的婚嫁辞书,由女性亲戚及结拜姊妹用女书书写并亲手制作而成。这一天,姑娘亲戚及结拜姐妹中的女性代表带着“三朝书”以及糕点、糖果等礼物送到婆家去,俗称“贺三朝”。新娘收到“三朝书”后,将其一一陈列出来,供大家观赏,称为“三朝观礼”。中餐后,这些女性亲友便接新娘回到娘家,称为“接三朝”。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朝回门”这一婚嫁礼仪之中,“三朝书”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婚嫁礼品。而且,作为当地婚嫁习俗中的珍贵礼物,“三朝书”还伴随着新娘的一生。正因为如此,当地的婚嫁回门礼俗为“三朝书”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形成及其流传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在包括婚嫁礼俗在内的一系列女书习俗中,女性又只能使用女书,“三朝书”的正文页就是用女书书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使其成为女书流传的重要载体。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社会的婚嫁语境逐渐消亡,“三朝书”已失去了民间创作的实用性,现成为可供收藏并具有研究价值的艺术作品。

二、“三朝书”的艺术特征

作为我国古籍发展的集大成之作,线装书具有鲜明的特色。“三朝书”沿袭了传统线装书形式,但又有自身的创造,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其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装订方式、书芯设计和材料运用三个方面。而最重要的是装订方式,也是制作中的难点和亮点,成为“三朝书”的精华所在。

1.装订方式

作为中国传统书籍的经典范式,线装书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其形成、发展和完善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一般情况下,线装书为四眼钉,但有些较为重要或尺寸较大的书籍,还会在书角的上下部分各再增加一个钉眼,从而形成六眼钉。这种用线将封面、书芯一起装订的方式,是对包背装形态的改进,有效地避免了书籍的破损散落,显示了书籍设计师的智慧。包背装始于元代(也有最早出现于南宋一说),盛行于明,清初也颇为流行。它最初只是将散页与包背纸粘在一起,后来又有先用纸捻或线订固定书芯、再用一张纸从封面包向封底并进行粘连的形式。线装书籍装订线在右边,开口在左边,书页从左到右翻看。线装书是我国传统文化通过阅读得以传承的主要媒介,直到近现代社会,在西方机械印刷术的冲击下,线装书才逐渐淡出了出版事业的主体地位,被“洋装书”所代替。

1. 封面 / 2. 封底

1. 封面 / 2. 封底

作为女书流传的主要载体,“三朝书”在整体上采用线装书的装订方式,但又有新的创造。作为封面、书脊以及封底的一整张布贴附在书芯上,再采用线装形式,是包背装和线装两者合为一体的产物。(图1-2)更为重要的是,“三朝书”在钉眼上创造出了自身特色,书的尺寸仅32开大小却采用七眼钉,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回”字形的装订线。具体来说,装订线形成了多个大小相同的“回”字形,中间是四个完整的“回”字形,上下部分还各有半个“回”字形,所有“回”字形横跨封面、书脊与封底,且一半在封面上、另一半在封底上。正因为装订线与“回”字形的同构共生,从而产生了独特的视觉形式,烘托出以少胜多的美感,给人新鲜感受。另外,由于钉眼的增加,装订线也随之增加,再加之装订采用双线,这就使得“三朝书”的装订更加结实,不容易脱落,满足了当时江永女性经常阅读与长期保存的日常需要。由此可见,在“三朝书”中,装订方式没有停留在外在视觉上,而是与内在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因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作用。

2.书芯设计

书籍中的书芯是不包括封面的毛书,是一本书内容的主体。一般情况下,传统线装书的书芯主要由正文页构成。与线装书不同,“三朝书”的书芯除了正文页外,还有空白页,整本书在花样上也极具特色。(图3-4)

3.正文页 / 4.空白页

3.正文页 / 4.空白页

“三朝书”正文用女书自上而下竖行书写,书写方向自右向左,没有标点符号,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恭贺新娘新婚之喜、回忆与新娘的深厚感情、抒发对于新娘离别的不舍之情以及规劝新娘善待公婆等。每当新娘想念娘家、姐妹时,都可以拿出这一手工书本来唱读。文中还配有“八角花”图案,整个内容图文并茂,较为丰富。通常情况下,八角外框保持不变,里面内容题材均经过严格选择,与女书作品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关系,又兼顾了创作主体的个人喜好,随心地表达其内心世界。正文部分的页数也较为讲究,一般为3张(1张纸为2页,即上页和下页),与“三朝书”中的“三”保持了一致性。除了前面的正文页以外,在后面还有一定数量的空白页。空白页是“三朝书”的独到之处,主要用来夹放女性做女红所需的针线以及刺绣图案样品等。显而易见,不同于普通的线装书,“三朝书”既是书,又是“箱”,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整本书在花样上也独出心裁,大部分正文页、空白页靠书口边角的上下部分都贴有红纸剪成的诸如菊花、石榴和云纹等各种形象,具有喜庆之气。这些花样多采用对称式构成法则,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不仅丰富了书芯,还与中心的图文以及页面空白产生了鲜明对比,也起到了保护书芯边角的作用。

3.材料运用

材料的发明和运用,对于书籍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换而言之,纸张的发明以及广泛运用是传统书籍生产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以传统材料所生产出来的纸张轻柔绵软,将这些单张书页累积并装订在一起,这就是我国书籍发展所形成的册页制度。诸多事实表明,中国传统纸张材料与线装书形式的整体关系和谐统一。

不同于传统线装书,“三朝书”运用棉布、红纸和宣纸,保持了材料的天然属性。三种材料各有特点,又在同一本书中和谐相处,充满了民间味道。封面包括里外共三层,其材料运用当地最普遍的棉布,采用当地“统被面”方式进行缝制,外面的蓝色、红色两种家织布比线装书的封面纸张厚实,有利于翻阅及保存。为了增强封面的硬度,里面还夹有一层较硬的衬布。在封面、封底和书芯之间有一张环衬纸的衔接结构,采用空白红纸,这种结构使得“三朝书”显得比较正式。棉布、红纸等材料的使用增添了“三朝书”的乡土气息,同时也丰富了受众的触觉感受。书芯用纸也很讲究,多为宣纸,色泽淡雅,润墨性好,不易变色,能够较长时期地保存。这就使得用毛笔书写的女性专用文字能完美地呈现在宣纸之上。不同材料所显现的深蓝、大红、白色三种色彩明度跨度较大,纯度、色相对比强烈,符合当地普通民间女性的审美爱好和欣赏习惯,也体现了她们生活上的乐观以及处事上的沉稳。

三、“三朝书”的民俗成因

民俗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生活层面表现为生活方式及技艺,文化层面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哲学层面则蕴含着某个民间群体的思想文化。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民间习俗中的“三朝书”是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的物质产物,同时还隐含着内在的民俗成因,主要体现在婚嫁礼俗的核心媒介、吉祥愿望的集中表达和“知识”女性的身份资证三个方面。

1.婚嫁礼俗的核心媒介

“三朝书”是新娘回门婚俗生活中物质、能量及信息“世界”的一种开启与涌现,已经成为当地婚嫁礼俗的核心媒介。这是因为,在女书流传地,尽管有着多种与婚嫁有关的风俗习惯,但“三朝回门”无疑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种。也就是说,在新娘新婚后第三天,新娘的女性亲戚以及结拜姐妹将“三朝书”和其它礼物送到其男方家,完成“三朝观礼”等相关仪式后,她们将新娘接回娘家。而在接回娘家之后,姐妹们又陪伴着新娘,聚在一起习女书、做女红。显然,这种文化现象很可能就是当时江永新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她们彼此间借此相互交流的一种共同选择,并给“三朝回门”之书这种物质媒介等都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可借鉴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三朝书”又是这种新婚回门习俗的必备之物和重要载体,因而势必受到当地这种“回门”婚俗影响,并成为这种婚嫁观念的重要媒介。饶有意味的是,在“三朝书”中,装订线的走形设计巧妙,一去一回,没有重复。即,装订线先从一个方向走“回”字形的一半,然后再从相反方向完成其另一半线形,并与之前的起点相接合,最后装订完成。经实地考察和深入访谈后,发现这种极为独特的装订方式,应该与当地的婚嫁习俗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就是说这正好体现了当地送新娘去男方家、三天后再将她接回来的这一回门习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三朝书”的走线,应该是新娘新婚回门婚俗的一种物化形式,即一种艺术化的婚嫁媒介表述。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独特的走线还附带形成了“回”字形的装订线,再加之当时女性不识汉字,装订线的“回”字形不一定是汉字“回”,其形成以及线、字的同构很可能不是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三朝书”的装订方式是有意识与无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三朝书”的书芯、材料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当地的嫁娶民风。综上可见,江永女性所赠送的“三朝书”,既是她们在线装书基础上的独到创造,更是当地新娘回门婚俗中的一种重要媒介。

2.吉祥愿望的集中表达

作为婚嫁习俗的重要礼物,“三朝书”是当地女性亲手制作的手工书本,更是吉祥愿望的集中表达。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追求吉祥如意的文化心理。旧社会下,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在面对贫困、饥饿以及疾病时无能为力,只能在精神上寻求安慰,从而获得内心上的满足。而且,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状况下,人们的吉祥愿望更为强烈。当然,女书流传区域的民间女性也不例外,她们往往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女红来表达对吉祥的精神需求。而“三朝书”又是当地女红艺术的典型代表,因而江永女性把生活愿景、人生理想寄托在“三朝书”形式中就成为一种必然,也更容易被受众接收。她们用象征、谐音等手法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传递出世俗的祥瑞寓意,表达了她们的情感与心声。她们在“三朝书”手工装订过程中,用线采用双线,且平直整齐,诠释了好事成双、幸福美满之意。正文中绘制的“八角花”图案,形态上八边八角,题材不尽相同,但均为当地的吉祥图案,极具地方特色,充满着求吉祈福的美好愿望。菊花、石榴和云纹等花样也都体现了这种吉祥观念。在女书的发音中,“菊”与“吉”一致,菊花也就体现了当地女性对新娘的美好期盼。石榴的多子特性正好与传统社会中民众的生育观念相契合,因此在包括江永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石榴被视为吉祥物,表达了民众对繁衍后代、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云纹在民间纹样中也占有重要席位,象征着高升和如意。花样、部分家织布以及环衬纸为红色,体现了喜庆与吉祥。由此可见,从装订双线、正文图案、花样题材到材料色彩,都反映了当地女性对吉语体系的综合运用,集中体现着“三朝书”创作者对新娘幸福婚姻的殷切期待和美好祝福。赠予者将内心对新娘的祝福寄托于这些视觉符号之中,表达了她们的深情厚意,满足了新娘对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知识”女性的身份资证

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赠送给新娘的珍贵礼品,“三朝书”实际上已成为“知识”女性的身份资证。在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下,女红技艺成为衡量女性品德、才华的重要标准。由女性书写并制作完成的“三朝书”又是当地女红艺术的重要方面,这也就使其成为评价她们聪明与贤淑的尺度。在旧社会,江永女性都会通过“七姐妹”“姑娘会”等特殊社会活动一起学习女书、互相交流,而没有结上这些形式的女人则被认为是不聪明甚至是品德欠佳。在当地会创作女书的女性往往是有很高威望的“知识分子”。由此看来,能够结上这些传统活动的女性肯定是有一定层次和学识的,因而在当时精通女书的妇女被称之为“君子女”。结上这些社会形式的女性互相保持联系,还常聚在一起学习女书,其人生中重要的婚嫁时刻更是离不开女性亲友的陪伴与祝福。旧时在江永,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女性亲戚以及结拜姐妹都要向其赠送“三朝书”。作为婚俗中的珍贵礼物,由于对新娘的敬重以及与其不一般的情谊,“三朝书”在装订、书芯和材料等方面都极其考究,集中体现了江永女性的缜密心思、手工技艺以及创造能力。从这个层面上说来,“三朝书”直接体现着这些“知识”女性的才情品格与学识修养。更为重要的是,“三朝书”又是婚后第三天送给新娘的重要礼物,自然体现着受赠者身份的不同寻常。具体来说,“三朝书”的数量及其精美程度折射着新娘的门第尊贵、知识水平与交际能力,体现其独特地位和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当地新娘收到的“三朝书”越多越精致,说明其女性亲友越多越能干,同时也反映出新娘自身条件以及综合能力等方面的超群出众。正因为如此,“三朝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新娘在婆家面子的象征。

结语

作为现存的唯一女性文字,江永女书是当地女性的交际工具。在女书的诸多载体中,“三朝书”有其独特性,是当地婚嫁习俗中的必备之物。而女书又与当地习俗有着密切关系,这就使得“三朝书”成为女书流传的重要载体。“三朝书”与女书相辅相成,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女书作品的有机整体。“三朝书”在整体上沿袭了中国传统线装书的形式,但在装订、书芯和材料等方面都有突破,具有独到的民俗趣味和审美取向,创造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书籍语言,给人带来视觉愉悦感。装订方式则是“三朝书”制作中的难点和亮点,是其精华所在。更重要的是,“三朝书”的艺术特征不是民间女性简单的改造,是有意为之并精心设计而成的,有着更为深层的民俗动机,其背后蕴涵着婚嫁礼俗的核心媒介、吉祥愿望的集中表达和“知识”女性的身份资证。显而易见,由于地域民俗文化的介入,“三朝书”显示出有异于传统线装书的艺术特征,是其在乡土社会中的创造性延续,汇聚着民间女性的造物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三朝书”民俗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是线装书在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视觉体现。


注释:
①赵丽明:《中国女书的发掘与研究》,《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1期。

②⑤⑦赵健:《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③张廷波:《从宋代不举子现象看两宋婴戏图盛行原因》,《装饰》2020年第7期。
④⑩谢志民:《江永“女书”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⑥⑧邱陵:《书籍装帧艺术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第2页。
⑨陈勤建:《中国民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⑪赵丽明:《奇特的文化现象:关于中国妇女文字》,《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江永女书造型要素和构成设计规律研究”(项目编号:XSP17YBZC154)和南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培育项目“江永女书传承人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2018XZX2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已发表于2021年第5期《文艺论坛》(CSSCI扩展版)。


作者简介
张曼华,男,湖南汨罗人,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会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字设计、图形语言等领域的实践及研究。设计作品获得第六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铜奖、第五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余志雄评委奖、第16届亚洲运动会“亚洲海报设计大展”优秀设计作品、“北京2008”主题招贴设计大赛靳埭强评委特别奖,并入选第九届莫斯科金蜜蜂国际平面设计双年展、第18届芬兰拉赫蒂国际海报双年展等多个国际性设计展。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独立在《装饰》《美术观察》《文艺研究》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及作品10余篇(幅)。